明清广东书法研究推广是市场收藏的前提

由广州艺术博物院、广东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“天海高旷 水月清华——康有为梁启超书法展”,将广东书法爱好者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“近代广东书法”这一品类。

可是你知道吗?除了康有为和梁启超,广东近代史上还有许许多多书法家,被我们无意中忽视,甚至你在家中、在小型拍卖会上见到他们的作品,都茫然不识。人们常说,广东书法家作品的市场尚在起步,价格被严重低估,造成这种状况的缘由固然是多方面的,而最基础的要素仍然是更多地研究与传播。

岭南地区历史上有多少书法家?这是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。在书法家、书法理论家麦华三先生1940年所著《岭南书法丛谭》中记录了95位,半个多世纪后,《岭南历代书法名家》作者黎向群研究认为有书迹传世的岭南书家共有111家。但有一点是所有研究者共同认可的:就目前传世的墨迹所见,明清时期岭南书法名家辈出,其中不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书家,尤其是明代的陈献章及清代的康有为影响最大。前者苍劲,对于当时流行的甜熟书风“补偏救弊扶弱起衰”;后者尊碑,都对当时的全国书坛产生极大震动。

除此以外,黎向群研究认为,如明代的湛若水、朱完、王渐逵、霍韬、黎民表、邝露、陈子壮、王应华、伍瑞隆、张穆、屈大均、陈恭尹、彭睿壦、高俨、释函罡、道忞、光鹫等,清代的梁佩兰、苏珥、庄有恭、陈昌齐、冯敏昌、黎简、黄丹书、谢兰生、吴荣光、张岳崧、张维屏、黄子高、苏仁山、朱次琦、鲍俊、宋湘、陈乔森、李文田、陈澧、潘存、邓承修、江逢辰等,民国时期的吴道镕、梁启超、潘飞声、易孺、王蘧、罗惇曧、罗复堪、叶恭绰、邓尔雅、林直勉、胡汉民、高剑父等,当代的容庚、商承祚、吴子复、麦华三、秦咢生、李天马、李曲斋、何绍甲、莫仲予等,都堪称一代翘楚,而且不乏“哲人书法”、“学人书法”、“诗人书法”、“画人书法”。

岭南书家既长期受中原文化哺育,又得天独厚地广泛吸纳海外文化的滋养,厚重与灵秀兼容并蓄,传统与革新融为一体,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岭南书法流派,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一支异军。”黎向群说。

大家往往容易觉得,清代、民国书法家作品不怎么值钱,甚至市场价格还抵不上在世的书法家。其实,近年来岭南明清书法市场已在不断升温,与十年前相比,涨幅已超过十倍。

由于研究与写作的需要,黎向群对明清时期岭南籍书家手迹情有独钟,据他观察,“清代广东籍书家的作品价格,涨幅和东山的房价差不多”。2002、2003年,最有名的广东书家如陈白沙、黎简、康有为,以及吴荣光、宋湘这批书法家的对联作品差不多1—2万元就能买到一件,而十年之后,几乎都超过了5万。“那些名头更大的书家,价格涨幅更是达到了五至十倍。” 广东收藏界有一种说法,如果没有宋湘的藏品,就不算是一个收藏家。

不过,现在入手收藏广东明清书家作品,为时未晚。“检漏”的前提是需要做大量的功课。黎向群告诉信息时报记者,康有为的书法作品,如今价格已经不低,一幅对联(1 5万至20万),但康有为的老师九江先生朱次琦,书法雄厚苍秀,存世不多,他的对联目前市场价格却只有8至12万。

“我注意到,一些新接触书画收藏的朋友,对书法史了解不深。连很多岭南书法家的名字都没听说过,更不要说研究过他们的书迹风格了。一部书法史首先是书法家的历史,只有系统、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书法家,才可能全面了解了地域书法史。”黎向群说。自麦华三《岭南书法丛谭》、陈永正《岭南书法史》后,黎向群所著《岭南历代书法名家》可谓是第一部系统关于岭南书家的专著,影响很大。著名书法家梁鼎光曾表示,该书对每位名家的陈述,既引用古今学者研究成果,又有新的学术见解,且附有作品图版,有助于读者直观地理解所述书家的书法风格。出版十年来,这本书推动了广东书家丛书、中山市书家研究、珠海历代书法家集、佛山历代书家图录、李曲斋研究文集、广东五老书法研究、东莞书法篆刻史等一系列对乡邦先贤书家的研究。正是越来越丰富与细致的研究,让岭南书法收藏也越来越受到。

如果横向与同一时期的外省书法名家相比,那么广东籍书家的市场价格又确实是在洼地。举例来说,清代广东有大量的进士,但除去那些名头特别大的,一般的进士对联,江浙地区常见五六万一对,而广东进士对联才一万到两万,六合宝典心水论坛甚至几千块钱就能买到品相稍差的。这里固然有市场培育与藏家购买习惯的问题,但也还有更深的原因。

对此,黎向群提出了两个观点,第一个是麦华三先生曾指出的,宋至民国时期岭南书家重气节、重学问、不求闻达、重创作性,他们不张扬也不宣传,不四处赠送作品,六合宝典心水论坛甚至会刻意控制其传播——如朱次琦生前不肯为人作字,临终前又将大量尺牍、稿本、日记焚毁。经岁月磨洗,他们的书迹留存更少,因此无法形成一个充足的市场,客观限制了书家名气的传播与作品价格的提升。

另外,黎向群还发现,广东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即离开乡邦出外发展的,都成就了大名,而晚年回到家乡隐居的,往往湮没无闻。黎向群举例说,例如广东的书家李文田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宗浚、黄节、陈垣、罗氏兄弟、沈宗畸、易大厂、简经纶、王薳、陈运彰、祝嘉等人在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一带很有影响,而晚年回到广东的梁佩兰、冯敏昌、鲍俊、曾望颜、陈其锟等人或者本土的书家就不为人知。

岭南书家在不同人文环境中所受影响及生存状态的问题,仍值得进一步研究。黎向群推测:广东人明代以前很少出去长期做官,往往是一考完功名或在外短暂为官数年之后就回乡生活,这可能和气候环境、语言、生活习惯等因素有关,到清代以后才会在外省停留定居。而历史上广东处于文化边缘地区,话语空间与力度也限制了这些归乡文人的书学影响力。

“历代岭南书家既重视继承传统,也注重创作出新,传统功力比起中原及江左书家并不逊色。因为广东文人书家久居南国,足不逾岭南,或虽早年宦游北方,中晚年也大多南归,生活和事业不在政治文化中心,名声自然不大。所以,岭南不是没有书法名家,只不过名不出岭南而已。像明末万历探花陈子壮和清代书画家黎简,他们书取法二王及唐、宋诸家,及其优美,其雄健格调不逊于董其昌,在中国书法史上却寂寂无名。”黎向群遗憾地说。

令人意外的是,清代岭南书家的作品,在香港收藏界却很受追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文化一体的一个表现了。

黎向群介绍说,广东的书画市场兴起早在清中,谢景卿、黎简、吕翔、吕材、谢观生、苏六朋等人都以鬻字画为生。清末更为兴盛,何翀、梁于渭、程景宣等,民国赵浩等人都有

明确的润格公行于世。谢景卿曾为黎简代理书画,可谓是最早的“艺术中介人”。梁于渭也有中介人代理。上世纪20至50年代,广东书家的作品在香港很受欢迎。

香港书坛的兴起是在民国初年,带起风气的就是被称或自称为“遗老”的逊清翰林,当时的人尊称他们为“太史”,把他们的书迹称为“太史公书”。辛亥革命后,以陈伯陶、吴道镕以及稍后的温肃、朱汝珍等为代表的遗老们从广东一带陆续移居香港,构成一个具有强烈凝聚力的群体。据张惠仪《粤籍遗老书法家与二十世纪初期香港书坛》一文所论,他们被时代所抛弃,所以更为依恋过去,在新社会成为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和传播者,书法风格总体来说深受帖学书风烙印。当然,其中部分遗老晚年也略作变革,不但参合北碑,更兼习篆隶,洗脱了“乌、方、光”的馆阁风范,这也恰好代表了当时岭南地区书风的整体发展方向。

在香港,他们失去俸禄,唯有依赖传统学问与一手书法谋生。好在,曾为前清状元、翰林、太史的身份,让他们的书迹有足够的卖点吸引顾客,且大受欢迎。例如吴道镕的书法,“不胫而走天下……寸缣尺素,人争宝之。”向他求购书迹的卷轴堆得满架满桌子都是,写都来不及写。不仅在港长居的遗老多曾出售书迹谋生,一些返回广东生活的遗老也以香港为重要市场。

据刘少旅所编《九华堂所藏近代名家书画篆刻润例》所载,遗老们当时的书法市场价格就挺不错了。1945年一个普通工人日薪二至三元,而江孔殷、商衍鎏等人的楹联则需四十元,早已高于普通工人一月的薪水。收藏家们还有意识地进行“系统收藏”,如当时有以末科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、传胪书法各一件配为四条屏的,黎向群也告诉我说,他见过一套组合屏,由六条屏与一幅对联组成,分别出自不同的进士手迹,“那时候比较流行”。

这同时也带动了更广泛的书法市场的形成,温肃在香港居住期间,曾替远在天津的遗老陈宝琛、朱益藩、郑孝胥等人处理港人求书事宜,并明言当时香港局势相对稳定,经济较为发达,为他们提供了可观的书法市场,“求书法者甚众”。有趣的是,香港这个新旧文化兼容并蓄的地方,不光青睐遗老书法,对不同风格、不同类别的广东书家接受度都挺高。无论以瘦硬雅洁的篆隶闻名的邓尔雅,还是精于隶法的罗叔重,或是从理论到时间都深受碑学熏陶的简经纶,都得到了书坛与市场的欢迎。

答:在书法家、教育家麦华三先生的《岭南书法丛谭》中提到,宋以前没有书家的记录和书迹流传,最早有书迹流传的,是番禺人李昂英和道士白玉蟾。

成书于1990年的陈永正著《岭南书法史》认为,“宋代广东书家虽有数人载于典籍,但墨迹至今尚存的只有葛长庚(按:即南宋道士白玉蟾,1194-1229年)一人而已。”

《岭南历代书法名家》作者黎向群认为,宋代有书迹传世的书家中,以刘昉为最早。刘昉籍贯潮州,宋宣和六年(1124年)进士,历任礼部员外郎、太常寺少卿、夔州(今四川奉节)知州、荆湖转远副使、潭州(今湖南长沙)知州兼荆湖南路经略安抚使等官职,还被授予龙图阁学士。他曾主持编写儿科医学著作《幼幼新书》四十卷,辑录南宋以前百余种医籍中有关儿科的医论和方剂,并汇集许多民间验方及私人藏方。

近年来在龙川县丰稔镇坳背村出土的罗恺墓志铭碑出土,又将这一记录稍作上推,这一墓碑由潮州八贤之一的卢侗(1023—1094)用楷书书写,现藏于龙川博物馆。(详见黎向群《读卢侗楷书罗恺墓志铭》一文,《书法丛刊》2011年第五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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